基层法治 一、问题与方法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脱贫减贫是现代文明国家必须面对的艰巨课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教育的普及，普通民众甄别精英的能力以及参与社会公共事物管理的能力都较之古代社会大为提高，今天的世界潮流是民主，圣人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平等观念已成为时代主旋律，于是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人都有进入公职、参与国家或社会管理的权利，作为个体的人越来越独立自主，他们已经不是愚民、草民，要管理他们不仅要使由之，而且要使知之。法治之法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约束一切人，包括大大小小的权力人。
治官时网开一面，赋予特权。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祷祠祭祀，供给龙神，非礼不诚不庄。总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是礼治中治的主体，劳力者是礼治中治的对象，八议、官当就是特权法的典型。而礼治相信人群中总是有正人君子，把他们挑选出来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就能实现社会和谐。
同时，当权者因为当权其权利也受到较多限制，如财产必须公开而没有完整的隐私权，等等。对行政裁量的效果规定了严密的监控体系，事后的监督不仅制度化，而且公开化、民主化。基层法治 一、问题与方法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脱贫减贫是现代文明国家必须面对的艰巨课题。
[4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47]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2016年4月12日。在法理上，此种目标和标准体现了人的尊严对国家行为的规范效力。这可以藉由对社会系统论的反思来观察。
[20] 陈新夏：《人性与人的本质及人的发展》，《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第15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如果部分地域或群体处于孤立而分离的状态，不能与其他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显然有违社会正义。
[7] [美]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救济路径最早被提出，代表观点也非常多，尤其是经济学家习惯于从收入角度来阐释减贫理论，把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作为反贫困理论的核心。[9] 李忠夏：《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宪法定位：合理利用的规范内涵》，《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第97页。政治学从政治体制的最低层次来认识基层，社会学的讨论侧重于基层社会，行政管理学从行政区域的最小单元来理解基层。
着眼于人的主体性，必须明确，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作为政策制作者，高层会基于宏观考虑安排部署工作任务，但政策的合理性和可执行性究竟如何，只有基层才能亲自体会。其三，由于贫困治理的主要工作场景在农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属于宪法确认的稳定脱贫、振兴乡村的底层制度，需要长期坚持和完善。人在历史上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而直接则取决于社会关系即社会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为此，利用新型生产要素并提供合理报酬，有助于提升减贫绩效。
以产业兴旺为首要指向的乡村振兴，就是在效率与公平两个层面共同提升特定群体自我创造和市场竞争能力。因此，试图在县乡村发现政治系统、法律系统、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等的分化运行，或者只经由法律系统消除绝对贫困，实践证明并不现实。
系统论的支持者指出，自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实现了经济系统、法律系统等从政治系统中分出，进而形成全社会功能分化的社会格局[42]。每个国家都应将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奉行的正义理念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的主体首先是具体的人，这也是作为人的尊严的权利主体。其中，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对于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由社会保障来兜底，属于不可不采取的救济举措。一方面，国家在完善公共交通、纵向转移支付等方面应当负担给付义务。古人所云人穷志短，道出了贫困对人的物质和精神发展的抑制，本质上就是对人的尊严的减损。
为此，有必要从下放的权力类型及其范围、下放决定的作出主体和程序、承接方应符合的条件等方面设计差异化的权力下放方案，并赋予其形式合法性。也难以向下供给，典型的例证是不赋予县级立法权。
[13]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以经济系统为例，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政策和指导，欠发达地区市场主体的存续经营将面临巨大困难。
中国共产党是有远大抱负的政党。可以说，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实现了福利、能力与权利多维路径的立体融合。
要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形成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良好局面。但是，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识到仅以收入认识贫困是不够的，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6]。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首要标准是全面。它首先体现为个体的人的全面发展，进而体现为社会以及区域的全面发展。
这些措施当然重要，但也还不完善。在个体意义上，人的发展的核心是权利保障问题。
基层的科层虽然较少，但或许更为重要，因为政策的实际执行几乎都落在基层。从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上说，减贫还涉及两种及其重要的权利形态。
四、基层法治能力的生成与拓展 郡县治，天下安，自古以来，郡县就在国家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需克服自由经济所带来的弊端，克服经济系统分出之后带来的无度扩张的负面效应，通过国家干预、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公共给付义务的实现等措施来逐渐实现这一点。
法治是持续减贫的制度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了法治建设具有国家任务属性。[26] 余源培：《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种哲学审视》，《学术月刊》2002年11期，第8页。[35]在法学上，宪法是在群众自治的语境下使用基层的。[2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2页。
[43]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减贫任务已经嵌入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日常工作，立法、监察、行政、审判、检察、军事等机关按照各自权力属性发挥功能。
除减贫领域外，近年来推行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执法力量下沉、赋予乡镇街道执法权等改革举措，都对基层寄予了极高的期望，甚至已经形成了权力下放的改革路径依赖。宪法确定的基本制度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其中，基本经济制度与减贫的关系尤为密切。
[46] 于文豪：《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地方》，《法学家》2020年第4期，第50页。不仅来自国家机关，更来自执政党。
